日前關于房產稅的話題再度升溫。應該指出的是，房地產稅涉及到了稅種比較多樣，包括但不局限于房產稅。本文局限于討論房產稅（property tax），而不是涉房涉地等寬泛的房地產稅制改革。我的態度是，鑒于中國經濟L型和樓市泡沫的現狀，目前動用房產稅工具，是在既有問題上疊加更大問題甚至災難，而不是解決問題。中央政府必須謹慎權衡。

　　我反對在當前開征房產稅的態度是一貫的，研究者最可悲的問題是喪失人格獨立。是否、何時以及如何開征房產稅，更不應卡通化為呼吁不開征就是為開發商或有房人代言，呼吁開征就是為廣大窮人無房者鼓與呼的扭曲情緒。作為一項公共決策，應當著眼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風險極小化。

　　第一，房價上漲是全球現象，中國也不例外，并不是近期相關政策所致。次貸危機以來，全球房地產在經歷了短暫下跌之后，重新開始上漲。除了政治或者安全局勢動蕩的區域之外，幾乎全球大都市的房價都有顯著上漲。倫敦、波士頓、紐約、舊金山、悉尼、溫哥華、多倫多等城市在過去三年的房價升幅都超過了40%，美國主要城市在2012年初之后房價持續上升，甚至連多年來經濟負增長和東京都人口負增長的東京，也出現了量價齊升的情況。過去一年東京房價上升了16%。中國大城市的房價上漲，是全球房價上升的一個縮影，北上廣深房價的升幅在過去四年沒有能夠排入全球漲幅前三甲城市之列。同時中國居民也日益成為海外地產的重要購買力，目前每年流出的購房資金不會少于200億美元，并呈加速狀態。

　　以上事實顯示，中國樓市的火爆，很可能并非中國的涉房政策產生了什么重大轉折的結果，也就是說，一線城市的限購政策仍有必要，限貸政策的放松不足以解釋中國樓市的轉折，而很可能是另有原因。那么全球樓市上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人們直覺地將答案投向了貨幣。廉價貨幣政策由來已久，并且看來還沒有到終結的時刻，近期希拉里宣稱，如果她當選美國總統，將啟動美國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只要貨幣泛濫，資產價格泡沫化就難免。只看房價不看貨幣是不妥的。

　　第二，中國增長轉型的遲緩，和優質資產的荒蕪，更大程度上推動了樓市回升。廉價貨幣之下，企業的投資熱情并沒有被激發，由于創新的匱乏和盈利前景的不明朗，實體經濟并沒有吸收太多的流動性，例如美國上市公司在去年手持現金超過了1萬億美元，現金分紅率達到了50%。廉價貨幣脫實入虛，加速催生了全球資產泡沫，次貸危機至今，伴隨房價上漲的，還有股市和國債價格的飆升。目前美國正在經歷僅次于1990-1999的股市大牛市，且這輪牛市尚未結束，美國國債市場的火爆則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程度。如果說次貸危機表現為資產價格泡沫化的危機，那么當下全球資產泡沫比危機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樓市既是全球樓市的一部分，同時又有自身特質，即增長轉型緩，優質資產荒，一是中國經濟探底的進程比美國經濟要遲緩，如果說2011年年底美國經濟接近見底，然后至今走出了略有波動的L型，那么中國經濟增速的底部仍不甚明朗。二是和美國股債牛市相比，中國居民可選的資產配置更少。股市的異常波動導致2015年下半年，A股市值曾一度消失20萬億元，信托和理財也在波動中退潮，互聯網金融則在制造驚喜的同時也制造悲劇。和北美相比，中國可供居民配置的資產類型更有限，房產幾乎是唯一選擇。三是中國樓市的回升也比美國遲緩。在2012年初至今，美國總體房價回到正增長，而中國房價回升則遲至2014年底。同時，中國樓市的回升，又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較低的背景下產生的，也是伴隨著中國股市一蹶不振而產生的。由當下的全球經濟增長和貨幣環境看，2016年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長僅為令人失望的1.2%，美聯儲加息仍然步履蹣跚；中國經濟增長已為權威人士認定為L型，同時中國利率水平存在持續走低趨勢，因此推動樓市火爆的弱增長寬貨幣的大環境并沒有逆轉之勢。

　　第三，全球資產泡沫前途未卜，中國樓市的平衡更脆弱，應對泡沫破滅難有良方預案。由于主要經濟體并沒有著手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尤其是底層民眾問題，應對金融危機的手段多少顯得有些急功近利。人們對資產泡沫再度破裂雖有憂慮，卻無良方。擊穿樓市泡沫的利器很可能是通脹的復歸。對此人們普遍存在爭議。以日本為例，其經濟和全國人口持續負增長，甚至連東京都市圈的人口都負增長，但作為量寬始作俑者的日本央行，和作為國債/GDP比例最高的日本財政，都還在延續其既有政策。30多年來通脹并無起色，反而是近期日本東京房價大幅上升。美國的情況與此類似，2009年至今，其經濟增長年均僅為2%，但美前財長薩默斯斷言，美國離2%的通脹還很遙遠。中國一樣面臨東亞危機以來最嚴峻的通縮局面。過度發鈔沒有引發惡性通脹，反而釀成了通縮延續下的負利率，人們對此幾乎束手無策。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并沒有應對通脹這只黑天鵝降臨，并擊破泡沫的預案。全球弱增長、零利率、強泡沫、持續通縮的平衡非常脆弱。

　　和北美相比，中國樓市的平衡更脆弱。一是中國樓市庫存巨大，我們多次指出，僅僅商品房的庫存就可能接近50億平米，7億平米的待售面積不能作為庫存指標。大多數研究人員認為，中國可能需要5年左右才能使庫存回歸大致正常。二是盡管中國金融體系幸運地沒有遭受房地產衍生金融產品的困擾，但涉房金融體量也不小，估計占金融業資產余額的約20%，樓市去庫存和防控金融風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三是中國樓市冷熱不均嚴重。和家電服裝打折會引發購物熱情不同，幾乎沒有人會在房價下跌時持續買入房產。目前一二線城市的升溫，并不意味著三四線城市也能順利去庫存，局部地區樓市的爛尾看似難以避免。這時候，我們需要考慮，作為全球泡沫的中國樓市泡沫，是維持平衡還是打破它？如果在增長見底，信心增長和庫存去化有起色之前，我們需要為擊穿樓市泡沫付出什么？

　　第四，當我們義無反顧地改革房地產稅制時，政策目標究竟是加速去庫存？還是努力平抑房價？這是需要格外小心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近年來呈現出典型的泥腿子過河，粗線條勾勒，試了再說的莽漢氣質。例如“營改增”改革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從生產環節而非增值和所得環節汲取稅收的沖動，對根治地方爭項目，擴產能的強烈沖動有裨益，但也使地方政府再度喪失重要稅源，服務業的營改增尤其粗疏，誰能說清出租型公寓應該繳納的稅率？再例如地方存量債務置換，本意和效果上對解決地方政府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的燃眉之急居功至偉，但其手法仍然是行政攤派式，且看起來缺乏事前和事中的部門協調。如此財稅改革在未來社保體系改革，中央地方事權財力分配，財政轉移支付的透明度方面會遭遇更大挑戰。房地產稅政策也同樣如此，其政策目標究竟是什么？

　　如果是為去庫存，那么大約5年內房地產稅制急劇改變的條件很難具備。如果是為努力平抑房價，那么幾乎任何直指房價的政策都可能是緣木求魚的。中國高房價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一是支撐大城市高房價的是不斷流入的人才和財富，原因在于大城市和小城鎮之間，就業、科技、教育、醫療等環境差異過大，根源則在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遲緩。二是中國房價中，地價和稅費含量過高，建安和人工成本已不是關鍵。2005年以來房地產很大程度上支撐著地方財政。三是持續廉價貨幣沖擊下，在實體經濟盈利艱難、科技創新步履蹣跚時，大量流動性持續涌入地產。四是中國確實在經歷快速城市化進程，人口的遷徙和集中推動了城市核心區房價。房價是諸因之果，在加劇中國的貧富分化和底層不滿，房地產稅若在去庫存未有起色時登臺，其作用很可能是制造更多問題，而非解決問題。（待續）(編輯 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