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其內涵而言，是力求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來促進經濟發展，其最終落腳點是激發企業的活力和潛力，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效率。企業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力軍，就是改革以企業為核心的經濟體供給面，強化以企業為中心的資源配置機制，改革的成果最終要反映在企業層面，以尋找中長期增長的新動力。在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稅收具有獨特優勢，能夠也應當發揮更大作用。因此，稅務部門要充分發揮稅收職能作用的獨特優勢，認真落實國家稅務總局提出的“主動對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

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視，認識上要到位。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面臨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勞動要素成本上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由此引發資本投資下降等問題。這些因素導致供給側的主導體即企業，不能有效進行經濟供給、拉動經濟增長，成為影響當前經濟下行的重要因素。此外，主要通過財政支出拉動需求、提振經濟的做法受到越來越大的限制，政府通過投資等手段拉動經濟的正面效應正在出現衰減。因此，應充分認識到，在當前特定的經濟發展時期，國家通過以影響供給方的減稅等稅收政策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一種主動選擇，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二、找準對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切入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則就是減輕企業負擔激發企業活力。經濟體的供給側是以企業為中心的資源配置系統，配置的依據是價格。價格由供求決定，但任何一個產品的供求都是在財稅體制作用下的結果，財稅體制在市場價格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簡單地說，商品的需求取決于居民收入，但居民收入是扣除稅費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商品的供給取決于成本，但產品成本是增加了增值稅、消費稅和企業所得稅之后的成本。不同的財稅體制通過對供求的相對影響，來影響產品的均衡價格。作用于供給側的稅收政策的重點是對有效供給、急迫供給、高端供給提供減稅支持，特別是對能夠給經濟帶來新動能的創業、創新、投資等要素行為的減稅刺激。無論從穩增長這種短期措施所強調的需求管理視角，還是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種長期措施所強調的供給視角，減稅都是最重要的內容。2009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一直都在推進結構性減稅和稅費改革，至少實施過提高個人所得稅扣除額、稅費改革、增值稅轉型、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稅、行政事業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清理整頓、定向減稅和普遍性降費等等，這就要求將普遍性的減稅與特定領域的減稅有機結合起來。同時，對過剩、落后、必須淘汰的供給要進行稅收抑制，從而促進有限的資源流向結構性改革的目標行業，使供求在更高的發展水平上實現平衡。

三、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去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7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為推進稅收征管體制改革提供了遵循原則和行動指南。稅制改革是近年來稅務部門持續推進的重點任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之義。2016年，營改增、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等方面的改革任務十分緊迫。特別是營改增，不僅是稅制改革的重頭戲，也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著重要意義。營改增帶來的短期減稅效應與長期稅制優化對服務業尤其是高端服務業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有助于加快產業轉型升級，這正是推動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從2012年營改增全面試點以來，已經走過4個年頭，今年5月1日起全面推開建筑、房地產、金融、生活服務四大行業的營改增。營改增的全面推進，其實就是一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漸進過程，就是一個減稅與改革并進、通過改革作用于結構性調整的過程。

四、注重政策的統籌協調。中央已明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統籌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和產業、投資、價格等政策手段。財稅部門應在統一協調下，發揮各自優勢，注重減稅力度與必要財政支出的協調，形成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合力。

五、重點研究減稅政策的效應。不同的經濟行為主體對于減稅的反應不盡相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不同所有制企業，傳統行業、新興行業等不同經濟業態，對減稅政策的反應可能出現不一致，是否能夠真正達到減稅所期望的目標，還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對減稅對象的稅收響應有所研究。

六、注重研究減稅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關系。理論與實踐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可以在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帶來高質高量的產出，這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尤為重要。具體到稅收工作中，對高新企業的減稅將促進創新型企業的發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從而促進全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的逐步提高。但從當前我國國情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條件與途徑還有待研究。可以考慮對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教育培訓、服務咨詢、組織管理等提供減稅支持，多方推動，促進稅收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