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在利息稅上并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來，存款者在負利率的狀況下更遭受了凈損失

《財經》記者 趙小劍/文

　“為什么利息還要上稅呢？我們打工本身就賺不了幾個錢，存在銀行得些利息，還要交稅？”從湖北來北京打工的趙玉琴對記者抱怨，“有錢人對利息可能不在乎，可我們在乎啊！” 

趙玉琴今年39歲，有一個八歲的兒子。她的丈夫在北京賣菜，她自己則做小時工，一個月有七八百元的收入。夫妻倆一個月一千多元的收入，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當她把好不容易攢下的1000元定期存款取出時，發現利息并沒有自己期望的那么多。銀行工作人員向她解釋，按照國家的法律規定，每位存款人都需要將存款利息的20%作為利息稅上交。趙玉琴不解，也不滿。

類似趙玉琴這樣對利息稅不滿的人，在中國的中低收入者不在少數。他們不知為何利息要交稅；他們更不知道，目前在真實利率為負值的時候，仍然在為利息“負收入”納稅。

何為利息稅？ 

利息稅的全稱是“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人所得稅”，主要指對個人在中國境內存儲人民幣、外幣而取得的利息所得征收的個人所得稅。

利息稅在中國不是新名詞。早在1950年，政府就頒布了《利息所得稅條例》，規定對存款利息要征收所得稅。但當時國家實施低工資制度，人們的收入差距也很小，因而在1959年停征了存款利息所得稅。

世易時移。1980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個人所得稅法》和1993年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再次把利息所得列為征稅項目。但是針對當時個人儲蓄存款數額較小、同時物資供應比較緊張的情況，對儲蓄利息所得又作出了免稅的規定。因此，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盡管稅收法規中規定儲蓄利息為個人所得稅的應稅項目，但一直沒有對這項個人所得征收過個人所得稅。

中國真正征收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是從1999年開始的。根據國務院第272號令，《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的實施辦法》自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利息稅確定的稅率為20%。利息稅應納稅額的計算方法為每次取得的利息全額乘以稅率。

恢復征收利息稅的背景，是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投資不足，消費不旺。自1997年10月以來，價格總水平持續下降，全國商品零售物價總水平下降已持續了23個月。由于缺乏新的消費熱點，居民對未來支出增加的預期增強，消費頗為疲軟。同時，在決策層連續七次降低銀行利息并采取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后，儲蓄存款余額依然持續增長，截止到1999年6月底，城鄉儲蓄存款余額已達59174億元之巨。

恢復征收利息所得稅并不容易，這涉及法律的修改。1999年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結果是取消原有《個人所得稅法》中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免征的規定，利息所得稅才得以恢復征收。

“當時之所以恢復開征利息稅，政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刺激居民消費和個人投資，擴大內需。”一位參與政策制定的專家對記者回憶說：“當時就有專家提出過反對意見，主要認為銀行存款是中國普通百姓單一的理財習慣，富人可能投資，而老百姓只愿意把自己的血汗錢存進銀行，再對利息征稅并不合理。”

但無論如何，征收利息稅的收入還是讓政府頗為鼓舞的。2000年前10個月的利息稅收入已達120.5億元，2000年全年共計征收利息稅150億元人民幣；而2002年全年1211.07億元個人所得稅中，利息稅為300.66億元，占了幾乎四分之一。

所得稅還是“所失稅”？

在征收利息稅五年之后，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日漸浮出水面。

與1999年相比，目前中國的宏觀經濟背景已經發生了反向的變化，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據國家統計局不久前公布的數據，2004年9月的通貨膨脹率為（以CPI為主要指標）5.2%，8月的通貨膨脹率更高達5.3%，是連續七年來的最高水平。10月CPI指數略有下降，為4.3%。據研究宏觀經濟的專家估計，當前的通貨膨脹率應在4%左右。

中央決策層對通貨膨脹的情況更是洞若觀火。10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利率調整，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并放寬人民幣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允許人民幣存款利率下浮。其中，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5.31％提高到5.58％，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利率也相應調整，中長期上調幅度大于短期。這表明，決策層已經認為，未來一段時間的中國經濟仍將在通貨膨脹的狀況下運行。

 至少對儲戶來說，目前是一個“負利時代”；所謂“負利率”，指的是真實利率水平為負值，也就是說名義利率減去名義通貨膨脹率后為負值。簡言之，如果把錢存在銀行里，得到的利息還不足以彌補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損失。以目前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和4%的通脹率計算，現在的負利率水平為1.75%。

“在負利率時代還收利息稅，更是沒有道理。”這是許多通曉宏觀經濟的專業人士對于利息稅更深層次的質疑和指責。

世界銀行高級金融專家王君接受《財經》采訪指出，負利率既是一種狹義的通貨膨脹稅，也可以看作是中央銀行通過負利率向存款人征收鑄幣稅，它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通過發行貨幣和征收存款準備金而實現的鑄幣稅，因此具有非常強大的宏觀經濟效益。目前在中國，大量支出都是靠中央銀行直接發行基礎貨幣和征收鑄幣稅實現的，比如解救券商、向問題金融機構注資等等。利息所得稅進入國家財政系統，負利率帶來的鑄幣稅實際上是國家通過貨幣系統進行隱性征稅。在存款利率為負和利息所得稅并存的情況下，存款人實際上是被雙重征稅。

“存款者在這個過程中遭遇了負收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不久前在《財經》撰文調侃道：“但是政府不理睬通貨膨脹，還要對利息征稅，并且叫做‘所得稅’，活生生將人家的賠錢故事說成掙錢故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稅收專家認為，“征收利息稅，對刺激消費的作用并不大。”他對《財經》進一步解釋，越是富裕的人投資增值的渠道就越多，或者買房買車買股票，或者送子女到國外讀書，或者將大筆資產轉移到海外；即使不交利息稅，這些人也不愿意把太多的錢存進中國的銀行。

相反，窮人越窮，對預期的收入越感悲觀，越不敢拿積蓄去冒險直接投資。所以，不論利息稅多高，他們也不愿把這些救命錢用于日常消費。因此，中下層百姓家庭就成為利息稅的主要征收對象。

“殺富濟貧”還是“殺貧濟富”？

專家們普遍認為，稅收作為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利息稅上并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來；部分專家認為，利息稅應該取消。

2003年10月，商務部亦曾根據當年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上漲現實和趨勢，提出取消征收利息稅、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起征點的建議。

另有專家認為，即使征利息稅，也不應按照單一稅率，而該采取累進稅制。

所謂“累進稅制”，簡單地說就是收入越高，稅率越高。這意味著富人以更多的稅賦標準納稅，窮人則以低稅賦標準納稅。

累進稅制是很多西方國家在征收個人所得稅中的慣例做法。以德國為例，其利息稅為30%，但主要針對高收入人群。如果單身者個人存款利息低于6100馬克、已婚者低于1.22萬馬克，就可在存款時填寫一張表格，由銀行代為申請免征利息稅。

但是，稅務專家、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桓認為，目前在中國，這種累進制的利息稅很難實現，其中的關鍵在于存款實名質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

在劉桓看來，盡管中國現在的存款叫“儲蓄實名制”，其實應該稱為“記名制”。“存款的確需要身份證，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身份證替你代存代取。這樣，你的存款和我的存款就沒有實質區別了，買個身份證不就行了？”

劉桓說：“關鍵的問題在于銀行、稅務系統并沒有和戶籍管理系統聯網，無法像美國的社會保險號制度(social security number)，個人真實的財務信息可以通過聯網進行查尋，所以存款以及財產的實名質在中國是有名無實。”

當然問題未必如此簡單。“僅僅因為整個社會金融系統的信息化程度不高，便導致不能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存款實名制嗎？”另一不愿透露姓名的稅務專家不以為然。“在技術操作上并不是非常困難，像防止企業偷逃稅款的‘金稅工程’，不是很成功嗎？關鍵是在各個利益集團的巨大壓力下，政府有多大的決心去推進這個事情。”這位專家說。

更有觀察家認為，反對取消利息稅者并不在少數，“比如說股市就不歡迎取消利息稅，因為投資者擔心資金會從股市流向銀行系統。”

無論如何，取消利息稅都絕非易事。專家分析認為，第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因取消利息稅造成的財政收入缺口由什么來補？第二，當年征收利息稅是經全國人大通過修改《個人所得稅法》完成的，而如今要取消利息稅，也勢必要通過全國人大。經過修改法律的程序，這個過程不會太短。

（本文刊于《財經》2004年第24期，12月13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