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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名投資，是指投資人由于種種原因，以他人名義出資或借用他人名義設立公司、合伙企業或個人獨資企業，記載于工商登記材料上的股東為顯名出資人，實際出資人為隱名出資人。投資主體上，隱名出資人可以為自然人或公司；投資形式上，隱名投資人可能附著于一個或幾個顯名股東身上；在經營方式上，不管隱名出資人是否控制、參與管理，或只是純分享股東的權益與分擔股東的風險，都屬于隱名投資。

    隱名投資出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法律、法規對投資的限制，出于規避法律的需要，或者投資者的身份不宜公開，或者為享受國家某些優惠政策等等，投資者不得不采取隱名的方式。

    百姓腰包漸鼓，外資不斷進入，隱名投資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事實上，這是福建省眾多民營企業者起家的一雙“隱形的翅膀”。

    福建省地稅局有關人士認為，隨著近年來福建省稅收征管加速規范，隱形投資這一有著“江湖派”做法的投資形式，由于在顯名投資人與隱名投資人、自然人與企業法人等概念之間攪成了一團麻，帶來的稅收問題也亟待從稅制上加以規范。一些納稅人利用隱名投資鉆政策空子，存在征管漏洞。

    隱名投資盛行民間

    寧德市的福安市、福鼎市，福州市的福清市、平潭縣、連江縣、長樂市等地方，是隱名投資盛行的地方。在平潭縣，很多人成為隧道工程的隱名投資者；在福安市，很多人成為海運行業的隱名投資者。這些投資者有時候甚至不知道自己投資的項目是什么，到底項目有多大，僅僅靠一種對人的信任來完成投資。

    在中小企業借貸難、“散客”投資渠道有限的現實下，大量隱名投資人與顯名投資人一拍即合，雙方通常以親戚朋友等關系為紐帶。在僑資盛行的長樂市，一位當地人告訴記者，這種現象很普遍，他認識的許多人，“有錢的掏錢，沒錢的借錢，交給了鋼筋廠、水泥廠等，雖糾紛不斷，但前赴后繼”。

    不僅福建省本地人盛行隱名投資，港澳臺同胞也喜歡在福建省開展隱名投資，其中以臺商最為顯著。根據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進行的大規模執法檢查結果，臺胞在祖國大陸“隱名投資”較多，同時也影響了相關優惠政策的實施。

    廈門市思明區法院法官楊麗芬分析認為，投資者熱衷于隱名投資方式，主要出于以下原因：規避相關法律法規關于投資準入、投資主體、產品銷售等的行政規定；避開公司設立、變更等煩瑣的登記手續；利用國家的各種優惠政策，包括投資和稅收優惠；避免暴露自己的財富；規避法律法規的其他禁止或限制性的規定；避免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等。

    成為逃稅通道，相關稅制亟須完善

    其實，有關隱名投資的爭議一直不斷。反對者說，隱名投資規避了國家法律法規，使國家登記信息失去真實性，造成了國家對經濟主體的錯誤評價和政策失靈，同時也造成了企業的產權不明，極易產生糾紛；支持者則認為，隱名投資是投資自由原則的體現，有利于集資辦企。而在稅收征管中，隱名投資行為的確是帶來了“麻煩”：誰才是真正負有法制義務的納稅人？

    2003年12月初，經調查，廈門市的2家公司——金日順工貿有限公司和展偉工貿有限公司涉嫌虛開發票，但這2家公司的法人代表都是對此事并不知情的梁某，而共同的幕后操縱者是臺灣老板田某。據統計，2家公司取得的虛開發票面值共近150萬元，應補稅款約25萬元。田某詐騙自然違法，但梁某究竟該不該負責？

    “現行稅法適用于隱名投資活動時變得復雜化，并引發了相關的稅收處理問題。”廈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朱炎生表示。首先，在流轉稅方面的問題是：當隱名出資人以應稅貨物進行實物投資時，是隱名出資人還是顯名出資人作為增值稅或者消費稅的納稅義務人？在隱名出資人以不動產或者無形資產進行出資的情況下，日后如果發生該部分出資的股權轉讓的情形，究竟是隱名出資人還是顯名出資人作為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

    其次，在所得稅方面的問題是：對于隱名投資活動產生的股息、紅利或者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究竟是隱名出資人還是顯名出資人為納稅義務人？作為顯名股東的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能否享受免稅待遇？

    “出于違規違法目的的隱名投資行為是不被認可的，其涉及的逃稅稅款不可小覷。在種種隱名投資的原因中，逃避繳納稅款占了很大比重。”福瑞稅務師事務所黃騰旭介紹說，在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年頭，許多內資企業打著合資或外商獨資的旗號，以享受稅收優惠。如今，借助國家對某些特定人群投資辦企業的優惠條件，如下崗職工、大中專畢業生創業等，借用身份證冒名頂替辦理營業執照的行為仍然普遍存在。

    不僅如此，利用隱名投資造成公司人格與股東人格混同，以規避逃稅責任的中小企業業主也大量存在。黃騰旭給記者講了一個案例：福清人陳先生在福州市擁有1家私營有限責任公司，雖然股東寫著2個人，但實際股東只有他1人。如是，公司財產與控制股東的財產發生混同，通過個人財產與公司財產之間的騰挪，從而有了許多鉆稅收政策空子的“好處”。一旦潛在稅收風險浮出水面，不僅能實現財產轉移，還能以“有限責任”的面紗，規避相關責任。

    朱炎生表示，稅務機關和司法機關在處理上述問題時，關系到在稅法領域內如何運用稅收法定原則與實質課稅原則的問題，建議研究并出臺更為明晰的稅收政策。